西晋，是东汉灭亡、三国混战结束后建立的司马氏的统一政权。八王之乱，则是西晋短暂历史上的一次触目惊心的大动乱，它是皇族内部的派系斗争的结果。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破坏和摧残，在整个中华历史上也堪称举世罕见。它不仅大大加速了西晋的灭亡，而且造成整个中华大地生灵涂炭。
八王之乱的爆发，暴露了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和最高统治者的昏庸、短见与无能，其影响也是破坏性和灾难性的——“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晋书》上如此记载。正是如此，我们才更应该全面看待这次事件，并从中吸取历史教训。
八王之乱整体事件的大致始末
这次史无前例的大动乱起于元康元年（291年），结束于光熙元年（306年），历时约16年。在这风起云涌的16年中，始终伴随着皇族及其外戚内部血雨腥风的派系利益斗争。
晋武帝
1、 各诸侯王对外戚专权的不满是直接起因
外戚干政，是很多朝代国家陷入内部纷争乃至濒临崩溃的直接原因，西晋也是如此。晋武帝去世之后，遗诏命杨骏和汝南王司马亮辅佐年幼的晋惠帝。杨骏是晋武帝外戚，而晋惠帝生性愚钝懦弱，这就给了杨骏以可乘之机。他秘密与皇后篡改遗诏，使他单独辅政，因此在朝中权倾一时。
史学家傅咸说：“杨骏有震主之威，委任亲戚，此天下所以喧哗。”可见其炙手可热。
而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也与八王之乱相关。此人面貌丑陋却有政治野心，她逼迫晋惠帝矫诏称杨骏谋反，并联合汝南王与楚王发动政变，消灭了杨骏。而当她有所权势之后，又害死许多王族重臣，独揽大权。
得逞的贾南风仍不满足，她又盯上太子，诱使他喝醉并怂恿其侮辱父皇，从而逼死了他。太子下场如此自然引起王族贵族的不满，他们借机起兵，最后贾被赵王司马伦所杀。就这样，外戚相继被杀，而皇帝无能，其独子亦被逼死，太子之位一时出现了空虚状态，原本是以“清君侧”为目的的护国征战变成了以争夺皇位为目的的大混战。
贾南风
2、 以司马越成为最后的赢家而结束
八王之乱中各路诸侯为了权力不顾血肉之亲而厮杀，每个人都想最终执掌国家神器，依靠武力成为最高统治者。在这场残酷的杀戮中，司马越是战争的最后赢家。司马越为人谦和，声望较高，曾担任过骑都尉、左卫将军等。
后来因参与诛杀外戚杨骏而被功加一等，赏赐五千侯并被封为东海王。后来长沙王司马乂被其他诸侯王盖上了谋反罪名，而司马越参与了对他的讨伐。司马乂死后，司马越又因功绩而任为丞相，后来更是被封“皇太弟”（储君的一种），由此权力逐步膨胀。
当时，司马颖是八王之中最强势力，并在邺城远程控制朝政。司马越以“清君侧”的名义讨伐，但被其击败并逃亡至封地东海国。但长期的养兵蓄锐又使他声势大振，先后消灭其他王族势力，并最终在晋惠帝驾崩，晋怀帝继位后自任太傅，成为朝廷实际控制者。
司马颖
然而，司马越最终还是没有力挽狂澜扭转西晋衰微的颓势，加之司马越在胜利后不思进取、不辨忠良，因此很快失信于天下，在其他势力的讨伐之下忧惧而死。
西晋糟糕的政治环境才是八王之乱发生的根源
政治生态是影响一个国家局势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因素。八王之乱的酝酿和恶果的形成离不开西晋恶化的政治环境。
1、司马家本身得位不正难以掌握全部权势
曹魏时期，西汉察举和征辟的用人制度被改变，并建立了新的九品中正制——以门第作为选官的唯一标准。尽管此标准弊端重重，但还是成为了官方的主导选举制度。
“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而通过该制度进入中枢机构的士人更是在升迁上轻而易举，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严重的阶级固化。“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士庶之际，实自天隔。”从此到了西晋形成了足以左右政坛的特权阶层——门阀。
司马炎
司马炎之所以能够登基，离不开广大门阀阶层的支持，否则西晋只能是空中楼阁。其中官僚士大夫和外戚集团是门阀的主力军。为了争取门阀对皇帝的支持，司马炎几乎将一切高管职位分配给门阀，皇帝在垂帘听政之时也绕不开门阀的意见。
而门阀也因此有所谓“震主之威”，成为西晋最活跃的一股政治势力。在整个西晋时期，门阀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起到了很强的垄断地位，这也说明司马家并不在西晋权力分配上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反而有时会处于下风而被迫屈从于门阀的意志，宗王与门阀相结合，俨然成为了一个利益集团。因此皇家对权力掌握的不充分埋下了后来西晋分裂、天下大乱的祸根。
2、晋武帝的政治举措较为失败
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江山永固，在于中央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权力和威望以睥睨天下，震慑所有非分之想。而中央政府的力量又主要源于皇帝和重臣，尤其是皇帝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智谋和勇气治理天下江山。
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只有这样的开明皇帝，才会使得有才干的贤臣誓死效忠，让所有下级大臣们为辅佐皇帝而心悦诚服。
晋惠帝
然而晋武帝司马炎却恰恰在储君和辅政大臣的选择上犯了致命性错误。首先在太子的选择上，由于当时皇子的年龄偏小，于是他将太子的头衔给了长子司马衷也就是后来的晋惠帝。然而据史书记载，“惠帝之愚，古今无匹”，足见此人并不具备统治才能。晋武帝的弟弟司马攸在朝中具有很高的威望，然而晋武帝却对他抱有猜忌之心，因此将其赶出京城。
而大臣们也对司马衷能否成为合格的皇帝表示质疑，曾有多位大臣劝谏武帝“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但武帝认为别无选择，经常在皇亲和大臣面前为司马衷护短，因此在太子继位之后，他的威望也远没有父皇那样广泛而坚固。
其次在辅政大臣的选择上，晋武帝也失算了。他指派的是自己的岳父杨骏和叔父汝南王司马亮，然而这两者都是史学界公认的平庸之辈。晋武帝之所以会选择这两人辅政，恰恰是看中了这两人的平庸，因为平庸所以晋武帝认为他们不可能在自己死后篡位夺权。
然而因为皇帝和辅政大臣的平庸，中央政府的权威逐步丧失殆尽，而觊觎皇位的野心家却数不胜数。晋武帝死后，杨骏执政刚愎自用、执政严酷，而司马亮本就在过去统领的战争中战无不败，胆小懦弱，更是“素无美望”，因此杨骏不仅不与司马亮联合辅佐皇帝，反而经常对其加以排斥。最高统治集团的分裂与平庸，激发了其他外戚和诸侯王的野心。不久司马亮和杨骏就被贾南风设计陷害而死，后来又引爆了八王之乱。
司马亮和杨骏
3、倒行逆施的分封制也是重要原因
分封制起源于西周时期，并造成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混乱局面，因此历代统治者经常会在实施分封时态度谨慎，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力量的失衡，导致天下大乱。而西晋实施的分封制，就很不幸地造成了这一恶果。
西晋是以门阀士族的支持而立国的，但是门阀势力过大势必会与中央形成对抗。为了屏蕃帝室，司马炎选择对皇室子弟大举分封以拱卫朝廷。他赋予宗室王很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允许其参政并在封地中掌管军队，以震慑士族中的野心家。事实上，中央是无法将地方各股势力悉数消灭殆尽的，只能通过这些力量之间的制衡来实现中央独大。然而，司马炎却在这一过程中有失偏颇。
他只看到了宗室对门阀的压制作用，却忽视了宗室亲族的力量亦能够像门阀一样发生膨胀的潜在威胁，从而挑战皇帝权威。八王之乱，正是由于地方藩王与宗室王之间的相互勾结，瘫痪了中央政府正常的运行秩序和运作机制，使得天下局势失控。
八王之乱对晋朝乃至中国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事件之一。孙惠在《晋书》中写到：“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足以见得，这是一个社会风气畸变、道德严重败坏、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残酷时代。
一、 直接导致了西晋的衰弱和后来的灭亡
八王之乱结束后，虽然司马越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并延续了国祚，但是西晋在长期动乱中已经元气大伤，颓势早已不可逆转。在这十六年中，除了诸侯王之间的斗争外，各地还相继诞生了许多与西晋王朝对立的分裂政权，对西晋羸弱的统治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
此外，八王之乱还对社会经济构成了毁灭性打击，农业生产近乎瘫痪，疾病狂飙恣肆，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因此各地的起义烽火也是层出不穷。起义的频发本身就是社会高度分裂的标志，而西晋政府经过长期的皇族纷争之后更无力再镇压起义大军。
司马越
就司马越本人而言，战火的洗礼也并没有使他成为西晋的中兴皇帝。他极力排除异己，杀害重臣，从而大失人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信誉的丧失又导致了“永嘉之乱”的爆发，从而使得洛阳城彻底陷落。都城的失守，就是西晋王朝灭亡的前兆了。
二、 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
八王之乱大大削弱了皇族宗室的势力，同时也为一些少数民族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段时期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造成了西晋的最终灭亡和大批皇室成员与百姓南迁至长江流域，由此东晋建立，中原完全成为各个民族混战的角斗场。
“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是史学界对这段黑暗时期的形容。
而除了民族矛盾尖锐以外，另一方面，民族融合也成为了这一段时期的鲜明特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原先居于北方的商贾、士人、农民、手工业者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下定居，此时南方尚未得到大规模开发，经济相对落后，战乱较少。
而这些人群的到来则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政治制度，当地的原住民和百越等少数民族也逐步被汉化，由此逐渐形成了江南文化。而五胡乱华结束后中原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态度也由肆意摧残到逐步接受。鲜卑族拓跋部是五胡乱华的最终胜利者，他们基本统一了北方并建立了北魏政权。后来的孝文帝改革就具有鲜明的汉化色彩，
他不仅力排众议将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而且还提倡穿汉服、行汉制、说汉语、改汉姓、与汉族通婚，孝文帝更是为此身体力行，而朝廷也会在一些重要官职上任用汉人。尤其是“孝文帝”这一谥号，更是体现了鲜明的儒家文化色彩。可见，虽然五胡乱华对于汉族人民而言可能是一场灾难，但是汉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却展现地淋漓尽致，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同化着每一个接触汉文化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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