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官吏都是贪污腐败成风,皇帝自己也不知体恤百姓,骄奢淫逸。元朝统治者把全国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人、维吾尔人以及中亚、欧洲各族人民;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原来在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等;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及当地各少数民族。元朝对这四种人给予不同的待遇。蒙古人受到的待遇最高,其次是色目人,蒙古贵族就是利用他们统治南人和汉人。南人的地位最低,最受歧视和压迫,这种歧视和压迫贯彻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一切领域。
汉人比南人略高一等,但实际上差不了多少,南人和汉人都不得在中央、省、台、院的官僚机构中任职。在法律上,蒙古人犯法不由刑部审理,而由保护他们的法庭大宗正审理;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蒙古人酒醉杀人,不治罪。在科举方面,元朝政府对南人和汉人严加限制,科举考试时,汉人的试题难,要求髙,录取名额少。在军队中,汉人的武官不得掌军权和参与机密军务。为∫防止南人和汉人反抗,元政府不断下令没收南人和汉人的武器,甚至规定汉人、南人不得持有寸铁士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农民成了流民。
驱丁毫无人身自由,他们成了主人家的私有财产,可以任意地被买卖,甚至于主人杀死无罪的驱丁,也只需受杖责八十七下的惩罚,良人们杀死了他们的驱丁,也只需杖责一百零七下。农民的处境已是到了牛马一般的地步了,地租苛重,生活穷困。对那些自耕农来说,元朝把他们分为民户、站户、军户、冶金户、打铺户、丝线颜色户等,都有特殊的负担和差役,如果一旦被签发为军户或站户,役使更加繁重,很多人家破人亡,成为佃户或流民人民生灵涂炭,而元朝统治者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每当新皇帝登基,新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常常大行封赏把每年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赏赐给那些拥护他的贵族大臣。如至大四年正月,元仁宗即位,当日朝会诸王,赏赐金三万九千五百五十两,银一百八十四万九千零五十两,钞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布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当年用于赏赐的花费多达三百多万锭。不同名目的大赏猛赐有时将上都和大都的库藏都花个精光。
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了八百二十万锭,赤字高出年收入的好几倍此外,元朝历代皇帝为了麻痹人民,对各种宗教都加以保护。他们都崇奉佛教,在即位前都先受佛戒,尊“番僧”为帝师、国师,穷极供养。内廷做佛事,最多的一年达到五百多次。武宗时,用在敬神、修筑寺庙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又据仁宗延祐四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二十一万九千七百五十公斤,油三千九百五十公斤,酥油一万零九百三十五公斤,蜜一万三千六百五十公斤,每日宰羊上万头。英宗以后的帝王更是变本加厉,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入不敷出。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也就更加深重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民族矛盾以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义战争一触即发,再加上频繁的天灾,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忍无可忍,要活命,要改变现状,就不得不拼死杀出一条生路。
这次起义实际酝酿的时间相当长。顺帝至正初年,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南方白莲教首领彭莹玉就开始借传教秘密组织反元活动。他们以“弥勒降生,明王岀世”作为口号,来鼓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准备起义至正十一年四月,元朝政府决定治理黄河,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地的十五万民工前去治水,并调派庐州等地的两万军队前去监视。民夫们早就对元朝的横征暴敛心怀怨恨,现如今朝廷不顾他们的死活,让他们承担
如此繁重的徭役,怨恨的情绪更是与日俱增。韩山童等人得知这个消息,认为这是鼓动起义的大好时机。他们一方面四处传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一边派人预先在河道中埋下了一个独眼的石人上面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字样。这就好比黑夜里亮起的一盏明灯,成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信号韩山童、刘福通等在颕州颍上县白鹿庄聚集众人,密谋起乂。他们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当主中国。大家推戴韩山童为眀玊,约定日期,以红巾裏头为号,举行起乂。不料事情泄露,韩山童不幸被捕牺牲。
他的妻子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出重围,躲入徐州路的乱山中,隐姓埋名,等候外面的消息。刘福通见事已至此,等不及预定的起义日子,便整顿好队伍,出其不意,冲向颍州,正式打响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枪刘福通迅速占领颍州。黄陵冈的挑河工得到信号,大喊一声,杀死监工的河官,包上红头巾,如洪流一般汇入刘福通第一批起义军大潮之中。不到十天工夫,义军已经成为五六万的大部队了。因为起义队伍都头扎红巾,身着红衣,打着红色旗帜,岀师之时,漫山遍野,一片火红,所以被称为红巾军。刘福通起兵以后,元政府立即命枢密同知赫厮、秃赤率领六千名阿速军和诸部汉军,会冋河南行省的军队前往镇压。阿速军原本是色目人中的阿速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善于骑射,以精悍著称。
可是到了元末,这支蒙古初起时的军事主力,锐不可当的彪悍健儿的子孙,由于过惯了花天酒地的舒适生活,只会吃喝玩乐,克扣军粮,抢劫百姓,在行军打仗这一正经功夫上却软弱无力,退化得不堪一击。赫厮率领军马来到颍州,一和红巾军对阵,就被面前强大的声势所吓倒,全军立刻调转马头,不战而逃。刘福通指挥红巾军乘胜攻占毫州、项城、朱皋,连续攻破了罗山、上蔡、真阳,并到达舞阳、叶县等地两淮、江西的贫困农民、工匠、商贩、城市游民,翘首盼望许久,听到颍州红巾军揭竿而起的消息,也昼夜不停地奔赴过来,投身入伍,因而,红巾军声势日益壮大,部队迅速发展到了几十万人。九月,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大军先后攻克了汝宁府、息州、光州等地。刘福通颍州大起乂席卷皖西、豫东各州县,打开了元末人民在生死线上挣扎求生的闸门,又如同一声惊雷,震撼了整个中华大地,引来了轰轰的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