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篇中国历史小故事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中的道理和知识亦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探索的，既然这样，那你知道的历史故事有哪些呢？下面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长的中国经典历史故事，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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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制
因改革而断送自己命运的王朝，在历史上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王莽改制。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马的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它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这样，他还不满足，公元8年，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伪君子
在历史上，王莽一直是位反面人物。近代以来，史学家虽也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积极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图，但他的“阴谋”、“虚伪”似乎已成定论。王莽覆灭后，除了东汉初班固所修、得到官方认可的《汉书》有一篇《王莽传》外，其它有关史料已荡然无存。所幸《汉书·王莽传》还相当详细。
初元四年(公元前四十五年)王莽出生在一个煌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继位后，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但王莽父亲 早死，没有轮到封侯;哥哥 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谦恭好学，生活俭朴，与普通儒生无异。平时侍奉母亲 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军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孙建当“爪牙”(上通下达兼打杂)，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fen1、涿郡崔发、南阳陈祟等也因有各种本领而受到王莽的信用。大肆收买人心，以至于全国上下无不感谢王莽，但他认为做得还不够，又向太后进言：“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作天下的榜样。”他自己上书，愿捐钱一百万、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房。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十万人突击，二十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九百零二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当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三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 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上主太平盛世。很快，王莽就获得了皇帝的宝座。
书呆子和改革者
王莽当政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打出《周礼》的旗号，宣布实行改制。公元9年，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8口而田过一半(900亩)，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实质上是复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使用了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种货币，称为“宝货”。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货币贬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王莽集团对人民的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
王莽还实行了“五均六管”，即在全国几大城市里设“五均司市”负责管理市场，平衡物价，收税和贷款;实行盐、酒、铁器官卖;钱由政府统一铸造;收山林、池沼和农商、手工业税，表面好似有益于民，实际是王莽集团的又一次变相搜刮。王莽所用“五均六管”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张长叔等人，都有家资数千数万。这些人有了特权，便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币制改革已给商业带来严重的创伤，百姓更是一贫如洗。贫苦农民无处谋生，就连上山打猎、放牧，以及捕鸟、捕鱼、养家畜、养蚕、纺织，甚至缝补、算卦都要上税。
除此之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长安去服劳役的人一次竟达10万之多。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更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
他还托言古时皇帝纳120女致神仙，将民间女子大批选入宫中，供其淫乐。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论。50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释，用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
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则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成一个彼此能互相更换的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
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13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他虽改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兜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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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征服中国
在河南洛阳市东郊一片郁郁葱葱的长林古木之中，有一座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的白马寺。这座2000多年前建造在邙山、洛水之间的寺院，以它那巍峨的殿阁和高峭的宝塔，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它的营建与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紧密相连。相传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梦金神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为佛，遂遣使臣蔡音、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上了在该地游化宣教的天竺(古印度)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蔡、秦等于是邀请佛僧到中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于永平十年(67)来到京城洛阳。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遂将寺院取名“白马寺”。
佛自西方来
中国的佛教来源于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后被尊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大约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曾派入去印度求佛法，抄回佛经四十二章。在洛阳城外修建白马寺安置西域僧人，成了中国内地第一座佛教寺院，在东汉桓、灵二帝时，西域僧人安世高等来洛阳翻译佛经，从此佛教各派经典开始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人们只是把它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只有一些社会上层和少数贵族信奉它，社会影响不大，也没有汉人出家为僧的。外来僧人也常常依靠巫术、咒语等手段来传播佛教。三国时，有僧人康僧会来江南传播佛教，得吴地统治者孙权等人信奉，佛教由此开始在南方流传。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祸之中。长期的兵甲相交，使民不聊生，百姓朝不保夕;连那些门阀士族也常常感到世事多变，日月无常。在这种情况下，渲染人生苦难、诸法无常的佛教教义，特别容易被人们接受。因此佛教在这一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老庄思想在士大夫中十分流行。此时大乘佛教中的般若学，用玄学的语言，以老庄玄学思想来解释大乘佛教空宗学说，受到门阀士族和士大夫阶层的欢迎，于是玄学和佛学合流，佛教在社会上得到更加迅速的传播。
东晋时，有僧人释道安，以当时流行的玄学的义理来解释佛教教义，并用他所理解的玄学化的佛教教义来指导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成为当时有名的佛教学者之一。他组织和领导了佛经翻译工作，提出了一些译经时应当遵循的原则;他对当时流行的汉译佛经作了初步整理，编纂了佛经目录，还为憎侣团体制订了共同生活的法规仪式，为后世的佛教徒所遵循。
释道安的第子慧远长期住在庐山，聚集僧众，讲授佛学，着书立说。他极力调和佛学和传统名教之间的矛盾，努力协调佛教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倡死后转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信仰，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他所领导的庐山僧团成为当时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
公元401年，有西域僧人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鸠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先后译出佛经35部300余卷。他所翻译的《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当时的长安成了中国北方佛教的中心。东晋时，僧人法显西行印度取经，历时十几年，着《佛国记》。
南北朝时代，佛教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扶助，发展很快。此时印度佛教各派经典基本上都已传入了中国，中国僧人对佛经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他们各以所学及研究心得传授徒众，从而形成了以专门研究某部经沦为主的学派，这些派别的形成和发展为隋唐佛教宗派成立交下了基础。
南朝僧人竺道生不拘旧说，大胆提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皆能成佛之说。认为一切众生在成佛问题上都是平等的，包括“一阐提人”(佛教指善根断绝，十恶不赦的人)也不例外。在宗教修行方面他还主张“顿悟成佛”的说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北方，北魏太武帝由于崔涪、寇谦之的劝说，在公元446年下令灭佛，以表明自己是华夏正统。这是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遭到的第一次 沉重打击。但此次灭佛并末彻底实行，太武帝去世不久，佛教又在北方恢复，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北朝佛教以修功德为主，化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造寺院，建立佛塔，开窟造像。闻名于世的中国三大石窟(敦煌、云冈、龙门)，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开始雕凿的。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发展。隋唐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佛教的社会作用，希望以佛教去稳定民心，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对佛教大力护持，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建立寺塔，立寺度僧，组织翻译佛经。因此隋代三十多年间，佛教在全国发展很快。
唐太宗虽然规定了道先佛后，但纵观唐代近三百年，实际上采取二教并重的政策。统一全国后，唐太宗下令在发生过战争的地方修建寺刹，建立道场。他还亲自撰写《圣教序》宣扬佛法。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帮助她夺取政权，曾谕令使佛教地位在道教之上，还命令僧人开讲佛经，广建寺塔。佛教的发展，触犯了世俗地主和封建贵族的利益，迅速膨胀的寺院经济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破坏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唐武宗在会昌五年下令灭佛。时称“会昌法难”。佛教经这次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武宗死后，佛教重新恢复，但此时已是唐末，国势渐衰，佛教也远非昔日可比。
隋唐时期，中外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十分广泛。在佛教方面的交流往来活动也十分频繁。唐太宗时，玄奘法师到印度学习佛经十七年，回国后翻译经论75部。唐高宗时，义净法师赴印度取经，历时25年，回国后，翻译经、律56部。不少印度、西域、日本、朝鲜等国家的僧人来华传播和学习佛教，或中国的高僧前往他国传播佛教。唐玄宗时，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传法。
唐代以后，佛教内部各派互相合流，同时，儒、释、道三教也进一步互相吸收和融合，出现了“三教合一”和“儒佛一致”的思想。宋明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程、朱、陆、王等理学大师虽然大多有批评佛教的言论，但他们本身却吸收了不少佛教思想。他们提出的许多基本命题、观点和论证方法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因此后人评论理学，有人认为是“儒表佛里”。
元明以后，我国汉族地区的佛教日益衰落，在佛学义理方面几乎没什幺发展。整个佛教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清末民初，有些居士和佛教学者对佛学重新注意，并进行了一些整理、研究工作，使佛学在近代又略有复兴的趋势。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依据一种神秘的神不灭论，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说，把解脱现实世界痛苦的希望寄托在幻想的极乐世界。在哲学上，宣称诸法因缘和合而成，无常无我，皆是空的、不真实的幻象。认为人生充满着痛苦，由于因果的作用在六道中轮回。但人人具有不灭的灵魂，通过戒定慧的修炼可以超脱生死轮回，觉悟成佛。主张出世修行。作为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国佛教哲学提高了传统哲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对后来哲学发展特别是宋明理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佛教藏经的大量翻译和刊刻印刷，大大促进了中国翻译工作与印刷术的发展。除了雕版印刷的佛经外，还有石刻的佛经。中国佛教徒把一些重要经典刻在摩崖或石板上加以保存。现存石经有山东泰山 、山西太原风峪、河北北响堂山等处，规模最大的则要算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了。云居寺石经从隋末唐初到清康熙年间共刻经一千余部，经版一万五千余块。这些石经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佛教、书法、雕刻艺术等，都是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中国佛教石窟，是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宝库，是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非凡智能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其中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世界著名的中国佛教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县东南的鸣沙山的断崖上。全长1618米，现存有壁画及塑像的洞窟四百九十多个。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这些洞窟内壁画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雕二千四百多尊。塑像造型生动，壁画精美，色彩炫丽，引起世界的震惊。壁画除了宗教内容外，还反映了中国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的部分社会生活，是研究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和宗教的宝贵资料。本世纪初又在窟中发现大量古代佛经抄本和文书册页等，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重视。今天，研究包括敦煌的雕塑、壁画和文书在内的“敦煌学”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正在不断发展。
除三大石窟外，中国佛教又有“四大名山”之说，即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相传四大名山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个菩萨分别显灵说法的地方，故又称“四大道场”。中国佛教已有二千余年历史。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吸收、互相融合，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还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美术、音乐、舞蹈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如此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国佛教还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并和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台，对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藏传佛教还传入了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前苏联的一些地区。约本世纪初，中国佛教还开始传入欧美的一些国家。
中国经典历史故事3
王景治理黄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但是也是一条给中华民族带来众多灾难的河流，她所带来的洪水灾害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5000年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灾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酿成天下大乱，以致改朝换代。治水害，兴水利，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王莽政权的覆灭、明末红巾军揭竿而起，推翻元朝统治等等事件 ，无不与治何联系在一起。
反过来，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无不得力于对水利的重视，得力于水利建设及其成效。水利兴而天下定，天下定而人心稳，人心稳即有生产积极性，社会有粮则百业兴，整个社会必然繁荣昌盛，外敌不敢入侵，天下太平。早在大禹治水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大禹治水的成功促进了黄河流域农业发展，从而为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家天下的私有制社会进步，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建立。
在众多的治理黄河的仁人志士当中，功绩最大、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东汉汉明帝时期的王景。
“王景治河，千载无患”
王景(约公元20?0年)，字仲通，琅琊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自幼“广窥众书”，学识渊博，掌握多种技艺，尤其热心于水利工程建设。有一年，浚仪(今河南开封)附近的浚仪渠(汴渠的一段)被黄河水冲毁，影响人们的生活安定和农业生产，朝廷下诏修复。根据司空(官名)的推荐，朝廷即派王景帮助王吴共修浚仪渠。王景建议王吴采用“堰流法”，很快修好了浚仪渠，以后一直没有再遭灾，受到百姓的赞扬。“堰流法”是王景的一大创造。所谓“堰流法”，就是在堤岸一侧设置侧向溢流堰，专门用来分泄洪水。这次治渠成功，使王景以“能理水”而闻名。
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决口形成第二次大改道后，王莽认为，河水东去，从此元城(今河北大名东)的祖坟可以不再受黄河之害。因此，他弃而不治，放任自流，导致黄河“侵毁济水”。东汉初年，河南郡境的黄河发生剧烈变化，由于河道大幅度向南摆动，造成黄河、济水、汴渠各支派乱流的局面，航道淤塞，漕运中止，田园庐舍皆被吞没。其中兖州(今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河北东南部)、豫州(今河南东部、南部，安徽西北部)受害尤重。后来，黄河以南漂没的范围竟达数十县之多。
明帝刘庄执政之后，情况更加恶化。“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就是说，汴渠遭到破坏后，又继续向东弥漫，连原来的引水水门都沦入黄河中间去了。“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但仍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河水入汴，东南流，对幽州(今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和朝鲜半岛)、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有利。加强左堤就会伤害右堤，左右堤都加强，下游就要发生险情，不如任水自流，百姓迁居高处，既可避免灾害，又可免却修防费用。由于治理意见不统一，致使黄河第二次改道后，水患连绵60年得不到平息。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的一天，明帝偶然听说王景在水利方面很有研究，随即派人把王景召来。王景禀奏道：“河为汴害之源，汴为河害之表，河、汴分流，则运道无患，河、汴兼治，则得益无穷。”明帝很赞赏王景的治河见解，于是命他主持治水事宜。当年四月，王景和王吴等人率领数十万兵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据史料记载，这次治水工程的主要内容是：“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
首先是“筑堤”，即修筑“自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海口千余里”的黄河大堤及汴渠的堤防。王景认识到，黄河泛滥加剧的原因，是下游河道由于常年泥沙淤积而形成地上悬河，河水高出堤外平地，洪水一来，便造成堤决漫溢。于是，王景“别有新道”，选择一条比较合理的引水入海的路线，并在两岸新筑和培修了大堤。这条新的入海路线比原河道缩短了距离，河床比降加大了很多，因而河水流速和输沙能力相应提高，河床淤积速度大大减缓。特别是这条新河线，改变了地上悬河的状况，使黄河主流低于地平面，从而减少了溃决的可能性。这次修筑大堤，固定了黄河第二次大改道后的新河床，是东汉以后黄河能够得到长期安流的主要措施之一。
其次是“理渠”，即治理汴渠。汴渠，联系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是汉代，特别是东汉以后中原与东南地区漕运的骨干水道。经过认真反复“商度地势”后，王景为汴渠规划了条“河、汴分流，复其旧迹”的新渠线。即从渠首开始，河、汴并行前进，然后主流行北济河故道，至长寿津转入黄河故道(又称王莽河道)，以下又与黄河相分并行，直至千乘附近注入大海 。在济河故道另分一部分水“复其旧迹”，即行原汴渠，专供漕运之用。为了实现这个规划，王景等人开展了“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和“绝水，立门”等大量的工作。取水口位置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位置选择不当，要幺黄河北迁取不来水，要幺黄河南徙，渠口被淹，河、汴混流，汴渠淤塞。王景根据这个客观情况，吸取历史上的教训，采取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的办法，就是在汴渠引黄段的百里范围内，约隔十里开凿一个引水口，实行多水口引水，并在每个水口修起水门(闸门)，人工控制水量，交替引河水入汴。渠水小了，多开几个水门;渠水大了，关上几个水门，从而解决了在多泥沙善迁徙河流上的引水问题。这是王景在水利技术上的又一大创造。当时，荥阳以下黄河还有许多支流，如濮水、济水、汴水和蒗汤河等。王景将这些支流互相沟通，在黄河引水口与各支流相通处，同样设立水门。这样洪水来了，支流就起分流、分沙作用，以削减洪峰。分洪后，黄河主流虽然减少了挟沙能力，但支流却分走了大量泥沙，从总体上看，还是减缓了河床的淤积速度。这是促使黄河长期安流的另一重要措施。“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清除上游段中的险滩暗礁，堵塞汴渠附近被黄河洪水冲成的纵横沟涧，加强堤防险工段的防护和疏浚淤积不畅的渠段等，从而使渠水畅通，漕运便利。
王景这次主持的“筑堤，理渠”及其相应的工程设施，工程量是浩大的。黄河千余里，汴渠七八百里，合计约二千里的筑堤、疏浚工程，投资“百亿”钱。而施工期于次年四月结束，总共一年时间。数十年的黄水灾害得到平息，定陶(今山东定陶北)以北大面积土地涸出耕种，农业生产开始恢复起来。在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实在是个奇迹。
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夏天 ，明帝刘庄决定亲自乘船沿河巡视，并叫王景陪同前往。明帝看着两岸整齐坚固的堤防，水上往来如梭的舟楫，对王景等人的功绩赞不绝口，随给王景属下治河官吏每人加官一级，特别给王景连升三级，封为侍御史。又封王景为河堤谒者(注：谒者：官名，东汉主持河防工程的官员。)。不久，明帝写下诏书，饬令沿黄、汴各郡县，立即设置专管堤防的机构和人员，恢复西京(指西汉都城长安)时代一些有利于维护堤防的管理制度，常年进行维修养护。从而为黄河安流提供了保证。
黄河无灾八百年
王景治河的成效是卓见的。从东汉末年王景这次治河到唐代末年的八百年中，黄河决溢仅有40个年份，且都不大，主流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后来，河患又逐渐多了起来，直至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发生第三次大改道。因此，王景治河的办法和经验为历代治河者所推崇和效法。王景通过一次封建时代最大规模的治黄活动，使桀骜不驯的黄河安流八百年。历史上对王景治河充满了赞扬之辞：“王景治河，千载无患”。
王景治理黄河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从王景治理黄河之后的东汉，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黄河流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水灾。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刨去战乱的影响，黄河流域始终是一块最重要的农业地区。在封建时代，农业的发达，就代表着人口的繁盛，社会的繁荣。所以，在这八百年里，乱世之中，谁占据北方黄河流域，谁就是最强者，谁就有实力统一全国，最起码也可以称霸四方;在治世之中，黄河流域也是人口最多，各行各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虽然南方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开发，但是比起北方，仍然无法望其项背。
可以说，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五代，王景治理黄河所带来的好处，都一直泽被着后代，对将近千年的中国历史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是当之无愧的治水专家、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
中国经典历史故事4
造纸术发明
文字对于一个民族、一个文明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是关系到这个民族、这种文明能否延续的生死大事。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辉煌的古代文明，因为没有文字的记载，结果变得湮没无闻;然而有的文明，在当时的时代里，可能并不怎幺引人注目，甚至是某些文明的边缘，但是仅仅是由于残存了一些记载文明的碎片，而在后代成为很多学者们追逐的对象和老百姓们津津乐道的事情，比如敦煌藏经洞。
有了文字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载体。古代埃及人利用尼罗河的纸草来记述历史;在古代的欧洲，人们还长时间地利用动物 的皮比如羊皮来书写文字;而中国，在造纸术发明以前，甲骨、竹简和绢帛是古代用来供书写、记载的材料。但是甲骨、竹简都比较笨重，秦始皇一天光阅读奏章，就要整整一车;绢帛虽然轻便，但是成本非常昂贵，也不适于书写。到了汉代，由于西汉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甲骨和竹简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了，从而促使了书写工具的改进——纸被发明出来了。造纸是一项重要的化学工艺，纸的发明是中国在人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上，所做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是中国史上的一项重大的成就，对中国历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蔡伦造纸
当时人们已开始应用小块的丝绵制成的纸，因为考古学家于1933年在新罗布淖尔发现了一张古纸，它是"麻物、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长约40厘米，宽约100厘米，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有麻筋，盖初做纸时所做，故不精细也″由于古汉时的纸张是由麻缕和丝绵，加上制法粗糙，所以纸张的质量不太好。而麻缕和丝绵都有其本身的作用，如要把它们用作造纸的原料，就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而难以得到迅速的发展，来满足文化生活上对纸张的要求。
在新的客观形势要求下，蔡伦的出现便为造纸术带来新突破，在《东汉观记》卷二上记载："蔡伦··有才学，尽忠重慎，每次休沐，闭门以绝宾客，曝体田野 。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从以上看来，蔡伦是用树皮、破布、鱼网造纸的。
虽然在蔡伦之前也有纸的存在，但是原料左身就有很大的局限，而蔡伦对新原料的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破布、破鱼网早已结束了它们本身的任务，成了废物而又用作做原料，对造纸工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新原料的使用必然提出新技术的要求，但是由于典籍流失，实际的操作如何，已缺乏记载，无从考知，但大概是先张布或网撕破或剪断，然后放在水里浸渍相当长的时间并且需要加以舂捣，才能做成纸浆。用树皮做纸张，困难更大一些.除初步切短和后部舂捣外，中间还需要烹煮和加入石灰浆之类的促烂剂。下图是中国古代造纸工程之(抵压覆)及(干焙火烘)。
最重要的是造纸事业经过蔡伦的发明创造，才由自发的阶段转入独立自主的阶段。蔡伦以前，造纸只是纺织业中附带的一个小部分，并未形成一种独立行业。但是到了蔡伦时期，使造纸业从纺织业中独立出来。它有自己的目的和需要，于是就有了迅速的发展。
在蔡伦之后，纸张大大地推进了书籍抄写和文化传播的事业。在两晋南北朝的时候，由于书法和绘画的需要，纸张的要求慢慢提高，尤其在书法上，因为书法对纸和笔的要求都是十分高的，所以纸张私质素是有必要提高的。
但是由于南北两朝的文化和背景都各有不同，所以两地所用的造纸原料都各有不同。
南朝的纸张以藤皮为主要原料，所这成的藤纸是一张质量优良的纸张，产地是剡溪。它是当时劳动人民根据蔡伦利用树皮造纸的经验，就地取材地制造出来的，藤纸的出现，适应了东晋偏安的地方形势，又符合于当时所谓“江左风流”的士族的需要。北朝的造纸原料却有所不同，主要以楮梭为主。
伟大的发明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能的结晶。造纸术发明以后，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书写工具大大方便了，于是书籍得到飞跃地发展，推动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首推造纸法，自汉代发明之后，很快就向邻近国家推广，如大约四世纪传至朝鲜，七世纪初传于日本。唐天宝十载(751年)怛逻斯一役后，由于一些中国造纸工匠被阿拉伯人所俘，中亚、西亚的撒马尔罕(751年后)、巴格达(约793年)、大马士革(约795年)等处，先后开设起造纸工场。及至宋代，中国的造纸法又经由阿拉伯人向非洲、欧洲传播。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设立造纸场大约在公元900年。1100年，北非摩洛哥的非斯(Fes)也已有造纸场。1150年，西班牙出现了欧洲的第一家造纸工场。
中国经典历史故事5
外戚宦官专政
外戚、宦官之争是东汉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造成东汉迅速由盛入衰的一个重要原因。章帝死后，和帝继位(88-105)，从和帝至灵帝(167-189)，即在东汉后期的大约一百年间，外戚、宦官交替专政，相互倾轧，使朝政陷入极端黑暗、混乱之中。
自和帝起，东汉有十个皇帝均系冲龄即位、短命而死。每次幼主登基，多由太后临朝听政。太后必然要重用自己的家族，造成外戚专权。通常是由太后的父兄担任大将军兼录尚书事，同时掌握了军权和尚书台的监察、行政权。外戚专政，削弱了皇权。君主一旦成人，要掌握实权，就必然寻求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因在外戚当政下，朝臣多被其控制，皇帝只能依靠身边最亲近的宦官来剪除外戚。于是，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便发展为一种政治势力，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不久，皇帝死了，新的幼主即位，又是太后临朝、外戚专政、排斥宦官，然后是宦官剪除外戚、取代外戚专政，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东汉后期就是在这种戚宦相互倾轧、交替专权的局势下度过的。
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东汉的外戚和宦官，可用「虎」、「狼」二字。外戚是虎，宦官是狼。东汉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甚至是「虎狼同往并进」，一起把东汉政权撕成碎片。外戚宦官专政，是东汉后期特殊政治事件 ，对当时的朝野震动颇大。大凡每个封建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经济崩坏，皇帝昏庸无能，这就为外戚、宦官操纵朝政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东汉末年的外戚宦官专政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典型说明。
外戚与宦官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建立政权后，为防大权旁落，对外戚的防范极严。所以，刘汉政权机制运转还属正常。章帝死后，其子继位为和帝时，年仅11岁，难以视政，只好由其母亲 窦太后临朝听政。母后听政，必然要倚重其娘家亲属以为辅助，其兄弟窦宪等掌握实权，由此开始了外戚专政的局面。但是渐渐年长的和帝开始对其舅父窦宪等不满起来，于是，宦官郑众等趁机为和帝谋划，将窦宪党羽一举收捕，夺回政权，郑众等宦官因此得以封侯升官，宦官开始得势，这也是宦官与外戚的第一次 交锋。此后，东汉政权就在外戚与宦官的争夺打斗中摇来晃去，皇帝就似任人摆弄的布娃娃，完全成了傀儡。
和帝死，出生仅百多天的殇帝立，不到数月死。于是，邓太后与其兄弟邓骘迎立年仅13岁的和帝之侄为安帝，邓太后掌握大权，引用外戚，但她汲取窦太后的覆灭的教训，尽量恭谨守法，礼待宦官郑众、蔡伦等人，尚保平安无事，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邓氏一门立遭贬黜，邓骘等兄弟子侄7人被迫自杀。邓氏被灭，宦官并未得势，安帝又引其母家耿氏，妻家阎氏等外戚掌权，但更加骄横无度，政治也愈加腐败。安帝死，阎氏掌大权，迎立年幼的北乡侯为少帝，不久少帝病死。对外戚独揽朝政，宦官早心怀不满，意图夺权，这时见时机一到，宦官孙程等19人共谋，发动宫廷政变，杀掉阎显及其同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宦官声望陡然升高，他们既被封侯，又被破例恩准可以收养子以传袭爵位。
顺帝时，以皇后父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顺帝又任命梁商子梁冀为大将军执政，东汉的外戚政治进入最黑暗、最腐败时期。梁冀不学无术，无才无德，向来横行不法。顺帝死，年仅2岁的冲帝立，梁太后听政，其兄梁冀掌握大权。
一年后冲帝死，立仅8岁的质帝。质帝幼而聪明，即指斥梁冀为“跋扈将军”。梁冀听了既恨又怕，觉得这小皇帝不好胡弄，于是支使人暗中毒死质帝。又立15岁的蠡武侯为桓帝。桓帝即位后，娶梁冀之妹为皇后，梁氏更加飞扬跋扈，权震朝野。
梁冀身为大将军执政，又有皇太后、皇后两个妹妹镇守宫中，许多宦官也是他安插的亲信，皇帝已处于他监控之下，甚至生命安全也为其掌握。桓帝为了讨好外戚，既增加梁冀封邑，又增加梁冀所领大将军府的官属，倍于三公;又封梁冀的兄弟和儿子皆为万户侯。梁冀的封户前后共3万户。梁冀掌政，其妻孙寿也大获封赏，被封为襄城君子，兼食阳翟租税。又加赐赤绂，和长公主相同待遇。梁冀嚣张的气焰使人望而生畏，不但不敢得罪，而且还必须顺从拍随，凡朝廷百官升迁，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政府部门报到任职，太尉李固、杜乔等耿直之士不肯依附他，都被他诬陷处死。文武百官，顺之者生，逆之者死。他还不惜用诬蔑、下毒、强取豪夺等手段，威吓众人。桓帝曾大会公卿，共议如何特殊礼遇梁冀之事。有司奏请准许梁冀入朝不趋，带剑上殿，谒赞时不称名，其礼仪比于西汉开国功臣萧何。以定陶、阳成余户、增其封地为4县，其势比东汉开国功臣邓禹。
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于西汉中兴功臣霍光。群臣朝会时，为其独辟席位，凌驾于三公之上。对于这样优厚的待遇，梁冀心里还不高兴，觉得有司所奏礼薄。
从此，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政事无论大小，莫不由他谘决之。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生活上更是骄奢淫佚。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梁氏为了炫耀其灼天气焰，大肆修建豪华宅地、园林，皇宫般富丽堂皇，他在首都附近辟猎场，逶迤千里。设兔苑养兔，绵延数十里，征发吏民费数年工时才得以完成。曾令各地上交活兔，不得有任何损伤，违者死罪。曾有一西域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一兔，结果因此处死者竟达10多人。他还将数千良民掠为奴婢，又称之为“自卖人”，视东汉禁令为废纸。各地贡献给皇帝的珍品，上等者皆选送梁府，剩下者才交皇宫。据统计，梁氏一门前后有7人封侯，女子7人被封君(相当于侯)，2人为大将军，3人为皇后，6人为贵人。娶公主为妻者3人，文武大臣57人，掌权20余年，拥立三位皇帝，是东汉外戚中无有比拟的权臣。
外戚灼天气焰引起宦官不满，斗争时明时暗。桓帝为外戚所制，也想摆脱梁冀控制，多得些自由，所以当梁太后、梁皇后死后，即与宦官唐衡、单超等人策划铲除梁冀。延熹二年(159年)，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5人发动政变，将梁氏一门无分老少长幼，尽皆斩尽杀绝，梁冀慌恐自杀，其它公卿将校处死的数十人，免官300多人，朝廷的高官几乎被罢黜一空。被没收的梁冀家财，拍卖后得钱30多亿，朝廷因此而减当年天下租税之半。
梁氏外戚是被铲灭了，但是，政权实际上并未回到桓帝的手中，而是为宦官们所掌握，单超、徐璜等5人因诛外戚有功，同日封侯，世称之为五侯。又小黄门刘普、赵忠等8人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执政，情况比外戚执政并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加腐败混乱。他们把宗族亲戚派到地方上担任刺史、太守，贪赃枉法，榨取民财，形同盗贼。单超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徐璜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兄具恭为沛相，都是为害当地的贪官。徐璜兄子徐宣为下邳令，因求汝南太守女不得，竟然发吏将其女捕到衙署，用箭射死，埋尸县衙。宦官侯览的哥哥 为盖州刺史，将辖区内富足人家以诬陷手段抓来杀掉，没收其财产装入腰包，前后累计达亿万数。侯览自己霸占他人住宅多达381所，良田万亩，还新建府第16座，并仿皇宫模样，宾客仆从在地方为非作歹，侵扰百姓，劫掠旅客，地方官稍加干涉，即被罢官，是非完全颠倒。宦官单超早死，皇帝除追封为车骑将军外，又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并赐国葬。后又派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葬。由其死可想见其生。此后，四侯骄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宦官的贪污无耻和强取豪夺，使老百姓受尽其苦，无法忍受，于是纷纷“起而为盗”，组织反抗。延熹八年(165年)桓帝立贵人窦氏为皇后。桓帝死，无子。窦皇后与其父窦武迎立12岁的灵帝，窦太后临朝听政，以窦武为大将军执政。窦武与太傅陈蕃等谋划诛锄宦官，先控制政府中枢和部分近卫军，又掌握首都及附近地方政府机构，准备将宦官逐步剪除。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灵帝和窦太后，假传圣旨收捕窦武等。窦武拒不受诏，聚兵数千准备抵抗，但最后还是被困自杀。事后，窦太后被软禁于云台，灵帝完全为宦官所控。本来占尽优势的外戚居然被宦官的突然发难搞垮，可知宦官的势力在当时是多幺之大。
曹节、王甫诛杀窦武、陈蕃等人后，自相封赏，加官进爵，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令守长，布满天下。王甫、曹节等死后，宦官赵忠、张让等12人都任职中常侍，封侯贵宠，世人称之“十常侍”。灵帝甚至宣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待是我母”。宦官得到了空前的恩宠，他们愈发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东汉的政治也愈加混乱。
东汉后期的政治，一言以蔽之，可谓是外戚宦官政治。这种政治使皇权旁落到外戚和宦官之手，而皇帝则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形同摆设，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非作歹。惑乱朝纲，为害地方。不管是外戚掌握也好，还是宦官掌权也好，都是为了满足其自己的贪欲欲望，于政治无补，于社会无益。相反，只会导致政治更加腐败，经济更加糟乱，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东汉王朝就是在外戚与宦官的打来斗去，皇帝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的过程中走向灭亡的。
这种外戚宦官专政对后代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宦官专政而言，在唐代、在明代，都先后发生过。而外戚干预朝政，更是多不胜举，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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