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1271年—1368年)，由蒙古族建立，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传五世十一帝，历时九十八年。下面小编给大家讲一讲中华五千年历史故事-元朝覆亡的故事。
元朝覆亡真相引言
公元1206年，在燕京(北平)1200公里外的斡难河上游，尚属金帝国的藩属蒙古民族诸部落，正举行一个重要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孛儿只斤部落44岁的酋长铁木真被推举为大可汗，号称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正式诞生。此后的60多年间，蒙古帝国共发动5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铁蹄踏遍欧亚大陆面积约300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建立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庞大帝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两次南征，先后灭金和南宋，于1279年彻底终结唐以来的分裂局面，使四分五裂的中国再次实现了大统一。元朝自1271年建国至1368年灭亡，历时97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
这个朝代，地域广博，军事严整，在经济、汉文学和科技等方面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大而繁盛的帝国，在短短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轰然倒塌，消失在历史的浪潮里。它的覆灭是每一个王朝的必然，还是异族统治者的宿命?也许只有在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才会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悄然而逝
元帝国的创造者成吉思汗，姓孛儿只斤，名铁木真，是古代蒙古族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军事家之一。《元史·太祖》赞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更赋予他“一代天骄”的称号。
铁木真于1162年出生在蒙古孛儿只斤氏的一个贵族家庭。这个时期的蒙古草原，部族林立，各部族之间征伐不已。铁木真九岁时，其父也速该被塔塔儿人用毒酒害死，他所在的部落便逐渐衰落下去。1175年，14岁的铁木真一家人被迫迁居青海子居住。他在克烈部的王罕帮助下，势力逐渐强大。成年的铁木真被部将推举为乞颜部落的“汗”。1196年，铁木真联合王罕和金朝的力量，打败了塔塔儿部，并于6年后消灭了这个古老的部族。塔塔儿部的灭亡，不仅使铁木真报了杀父之仇，还使他统一了蒙古东部。同时，金朝还授予铁木真“扎兀惕忽星”(诸部统领)的称号，使他成为蒙古部名正言顺的首领。
东部统一之后，铁木真把目光投向了西部蒙古各部。在消灭掉强大的克烈部之后，铁木真又陆续消灭了尔蛮部等蒙古诸部，于1206年统一了蒙古高原。同年，44岁的铁木真被蒙古贵族们一致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成为蒙古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统一政权的君主。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在当时还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体，为了巩固统一，加强统治，成吉思汗开始逐步建立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他打破了蒙古族原来的氏族组织，按照十进制的方法，把蒙古各部牧民统一划分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并相应设立了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这些领主均由成吉思汗直接任命分封，并按其等级高低领有一块大小不等的封地和数量不等的封户。在其领地内的牧民男子都是战士，平时放牧，打仗时则随领主出征。此外，成吉思汗还创立了“怯薛制”，即挑选贵族子弟和自由民中“有技能、身体健全者”组成一支万人军队轮流入宫宿卫，“怯薛”在汉语中的意思是“番直宿卫”。这是蒙古军的精锐，也是对地方加强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
蒙古族最初是没有文字的，早期的命令，也都是“刻指以记之”。攻灭乃蛮部落之后，他命被俘的乃蛮掌印官维吾尔人塔塔统阿教蒙古贵族子弟读写。从此蒙古有了文字和印信。
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和“必里克”(训言)就是用这种文字纪录下来的。“大札撒”是成吉思汗重视法律的成果，建国后，他下令把许多习惯法固定下来，编成法典，即“大札撒”。他还把自己发表的训话和命令编为《训言》，也具有法律效力。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蒙古汗国由蒙昧的状态逐渐步入文明社会，巩固了蒙古各部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以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元帝国的建立开创了有利的局面。
国力的昌盛和军事的强大，使成吉思汗不再满足于蒙古各族内部的统一。他的目光穿过苍茫辽阔的高原，落在了高原之南、甚至更远的地方，那里有党项族所建的西夏、女真族创建的金朝，以及赵氏宋朝。
相对于强势的金朝和宋朝而言，西夏王朝显得最为弱小。因此，早在蒙古帝国建立的前一年，成吉思汗就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一次征伐，但这只不过是一次试探性的战争，其目的是观察一下西夏的反应和军事实力。1207年秋，成吉思汗又以西夏不肯纳贡为由开始了第二次征讨，此次战争历时数月，后因夏日酷热而草草结束。短短两年之后，经过一年多练兵备战的蒙古军团第三次派兵进攻西夏。这一次有备而来的蒙古军队迅速击败了西夏，包围了西夏京城中兴府，由于西夏的拼死抵抗，蒙军始终没能攻下该城。但城里的情况也危急万分，西夏襄宗走投无路，不得已献女求和，蒙军掠夺了大量的财物满载而归。这次战争之后，西夏对蒙古政权已经构不成太大的威胁，也为其日后攻打金国奠定了基础。
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权，1250年以后，开始走向没落，但仍不失为一个强悍的。
1211年，成吉思汗以为曾被金国杀死的酋长俺巴孩报仇为名，向金发动攻击。蒙古军队一路挺进，节节胜利，于1212年攻破宣德州、兴德诸要塞;第二年秋，双方激战于怀来，金军大败，蒙军趁胜围攻金国中都。1215年五月，蒙军占领中都，次年，金主求和，需要休养士卒的成吉思汗暂时同意讲和。
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王国首都寻思干在强大的蒙军攻击下迅速沦陷，国王出逃，不久病死在黑海的一个小岛上。这次西征历时八年，于1225年结束。成吉思汗把花剌子模故地封给了他的次子建立了察合台汗国。花剌子模王国的灭亡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备受鼓舞，信心大增。此后，蒙古帝国又进行了两次西征，并先后建立了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尔汗国。一度使蒙古帝国的领土横跨欧亚大陆。成吉思汗的威名也震撼了全世界，当时着名的学者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曾称他为“世界最伟大的征服者”。
西征回军后的第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再次向西夏王朝攻击，这一次，他誓将西夏灭亡。但此时的成吉思汗旧伤未愈，又添热病，不久便在六盘山逝世。临终他留下三条遗嘱，其中一条就是如何灭西夏的。遵照这一遗言，臣子们对成吉思汗的死亡，不发丧，不举哀。
西夏人以为成吉思汗未死，于抵抗无效后举国投降。至此，西夏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死后的成吉思汗被蒙古士兵护送回蒙古故乡将其秘密安葬，没有陵墓，没有寺庙，没有金字塔，甚至没有一块用来标示其长眠之地的墓碑，成吉思汗就这样悄悄地消失了，消失在他所来自的辽阔的蒙古山水间，消失在茫茫的草原上!但是，他的精神和遗愿并未就此消逝，他所建立的广阔的蒙古帝国把蒙古社会送进了先进的文明世界中;他改革国家体制，创建完整的政治军事制度，壮大蒙古帝国的势力，为以后的空前大一统局面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也正是有了他的东征西战，扩展疆土，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元帝国!
盛衰兴亡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渐次占领了西夏、金、南宋和大理国等四国辽阔的疆地，组成庞大的元帝国，我们称之为元朝。在中华帝国传统的管辖区域内，只剩下偏居一隅的南宋政权了。
随着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合”灭掉了金，元与宋政权的正面冲突已进入最后的白热化阶段。1257年，当时的大汗蒙哥正式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军事进攻，遭到了实力犹存的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哥也于1259年7月死于军中。急于争夺汗位的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讯后，即于次年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宣布自己即汗位，并于公元1264年击败了同样称汗的弟弟阿里不哥，夺得了最高统治权。
忽必烈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后，即于1267年再次南下攻宋，经过五年艰苦卓绝地战争，才占领襄阳;又于1276年围困临安城，迫使主持南宋朝政的谢太后开城投降。到1279年，南宋大臣陆秀夫背着末帝赵投海自杀，南宋王朝彻底终结，元朝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
元帝国建立和统一的历史就是一部血与火的战争史。从最初的部落之争到蒙古帝国四处征战，从元朝的建立到最后的灭亡，无不处在南征北战的烽火中。元朝统一天下后，对军制作了一些改革，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与管理。忽必烈实行军民异籍、军民分治的政策，使军职不得干预民政。虽然军职世袭的旧制被保留下来，但军队的调遣、军官的任命，都由枢密院直接掌握。元朝的军队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等等。
元初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以期维持其长治久安的局面。所谓汉法，不仅是指中国传统的统治制度，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了一整套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它是与保守落后的蒙古“旧俗”相对应而言的。为贯彻汉法，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元朝将整个区域划分为十一个行政地区。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各行省设丞相一人，掌管全省军政大事。行省之下又设路、府、州、县。这一制度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
推行汉法，还包括保护和发展农耕经济。西夏、辽、金、宋与蒙古族政权之间二、三百年的战火，使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在中原和江南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蒙古统治者也逐步认识到，应该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他们在大力提倡垦殖的同时，又普遍推行屯田制度，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同时，元朝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如迁徙民户充实内地和西北地区，兴修水利，清理豪强侵占的土地和民户，释放部分奴隶从事农业生产，等等。由于这些政策的贯彻实施，元朝各地的农业生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期间，水利灌溉业发达，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
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都市的繁荣。元朝的海运空前的兴盛，杭州、广州、泉州、温州都设有贸易船舶管理机构，管理中外船舶货运和产品销售，逐步发展成为繁华的大都市。着名的意大利旅游家马可波罗是这样描写当时盛况的：“杭州的街道和运河，都相当广阔，船舶和马车载着生活日用品，不停的来往街道上和运河上。估计杭州所有的桥，有12000座之多……杭州城内有十个巨大的广场和市场，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每一个广场的长度都在一公里左右……一星期里有三天是交易日子，每一个市场在这三天交易的日子里，总有四五万人参加。”元朝的开放和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元帝国地域的广大和发达的海内外交通与贸易无法掩盖其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台湾着名学者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有如此的描述：“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中国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逸生活。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为了维护其作为统治者阶层的需要，元朝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压迫政策。它把当时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是最为高贵的民族;第二等是色目人，即中亚细亚人，因他们多数信奉回教，因此也称之为回回，又因为他们当亡国奴较早，颇得元统治者的信任;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是金朝时所属的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主要是南宋所属的汉族人。
元朝的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都各不相同。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汉人最受歧视，因为在蒙古人的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别无他用。
比如，在法律上规定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犯了罪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汉人杀蒙古人者偿命，杀色目人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约折银币二两)，而他们杀死汉人者，只需交出一份埋葬费即可。此外，元政府将每二十家编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担任，这二十家就是“甲主”的奴隶，其衣服饮食，甲主可随意索取，女子财产，也可随心所欲。在甲主控制下的汉人不能打猎、不能持有兵器、不得集会拜神、不得学习拳击武术、不得赶集赶场，甚至夜间走路被禁止。
另外，元朝实行职业、户籍分等制，把全国广大百姓分为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十级。在他们眼中，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沦落到连娼妓都不如的地步。
随着蒙古族统治者汉化程度的加深，他们愈发明白耕地对于国家、对百姓和对于等级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们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如何解决广大百姓的耕地问题上，而是想着如何利用特权兼并土地、加重对农业的剥削上。元朝土地的绝大部分由贵族官僚、寺院、地主占有，他们凭借政治上的强势，利用经济和超经济的巧取豪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公开和隐蔽的搜刮和掠夺，许多小地主和普通农民丧失土地沦为佃户。官田的租额不断增加，佃户缴纳不起，流亡的、饿死的情况时有发生。租种私田的佃户，要向地主交纳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以上的高额地租。此外，地主对佃户还可随意课派，若佃户生男便供奴役，生女则沦为奴婢或妻妾。沉重的徭役也集中在了贫苦大众身上，每当国家有大规模的征伐时，就下令各千户签发兵员。元朝时期，战争频仍，广大百姓在战争中死亡，土地荒芜。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时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
元朝统治者不实行“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的经济政策，不实行奖励垦荒、屯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等等措施，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结果亡了国。
由此可知，元朝政治法律制度是较为原始和落后的。广大群众在受到沉重的经济剥削和压迫之外，还要受到蒙古贵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这一时期贵族和官员的贪污腐败，在历史上也属空前。早在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想将帝国的赋税以140万两银币包给商人刘廷玉，因大臣耶律楚才的极力反对才算作罢。但此后当有人出价至220万两时，抵制不住诱惑的窝阔台终于包给了他。此后，每一个大汗都是只知道盲目剥削，强加赋税，苛重的赋税重担又落到了每一个汉人的身上。
元统治者的暴政中“颇具特色”的是赋予“喇嘛”、“番僧”等无上的特权。元朝以喇嘛教为国教，僧侣不仅享有法律特权，甚至还干预司法。元世祖封名僧八思巴为国师和帝师，由他掌管全国宗教事务及藏族地区政务，其法旨在西北地区(今西藏、青海一带)与皇帝诏敕并行。元朝的许多皇帝都尊封有帝师，帝师的弟子被封为国师、国公等，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特权阶层。元朝的寺庙是一种享有特权的经济实体，它们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其土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皇帝“赐田”。元朝法律严格保护僧侣财产所有权，许多寺庙有皇帝颁赐的“护持”诏书，僧尼凭此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正是享有这些特权，所以番僧们经常为所欲为，在许多地方成为麻烦的制造者。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朝皇帝和大臣的许多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50万户农民(约250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1308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他们在街上行走很少出钱买东西，都是径行夺取。
元统治者在政治、宗教和民族等政策方面的落后性和反动性，带给广大百姓经济生活的困顿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压抑进一步加剧。他们只有揭竿而起，反对暴政。这种抗争从元朝建国开始直至最后，始终与蒙古人的统治相伴，至元朝末年达到了最高潮。
元末烽火
在元统治的不足百年里，各种反抗斗争不绝史书，据记载，江南地区就有200余起。
随着蒙古贵族统治的延续，赋税和徭役双重剥削日益严重，土地高度集中，社会经济衰败，政治黑暗，各地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人祸加于天灾，毫无生活希望的百姓只有举起反抗的大旗。1340年这一年，在战火和灾害双重袭击下的山东、河北地区，就发生了300余起农民反抗事件。1345年，黄河又在今河南开封东北四十公里处决口，大部分的村庄、田地和农民被水淹没。数十万饥民涌向街头，迅速演变成为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有生力量。
与此的元朝最高统治阶层依然只顾捞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统治集团内部的夺权斗争更趋惨烈。在1308年至1333年的25年间，元朝先后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至元顺帝共8代皇帝，由此可见皇权争夺之激烈程度。
元朝统治者的骄奢侈靡在后期亦愈演愈烈。每一新帝即位，就对贵族大臣们肆意赏赐，金银钞币动辄数百万以上，田地也愈千顷。如元顺帝赐丞相伯颜土地，一次就达五千顷。在元朝统治者的“带领”下，卖官买官，高下有价。贿赂公行，蔚然成风。各级官吏也都巧立名目，贪污勒索，如有撒花钱、生日钱等等名目繁多的勒逼。政治腐败，无一复加。
各种矛盾汇集在一起，注定了元王朝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直接敲响元帝国灭亡丧钟的是一起新的天怒人怨工程——修复黄河故道。至正十一年(1351年)4月，因黄河年久失修，经常决口泛滥，元政府征发北方13路民夫15万人治理黄河，派遣2万军队监工。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等人乘机进行宣传鼓动，发动服役的民夫，准备举行大规模起义。他们提出“复宋”口号，并发布檄文，抨击“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不公平现象，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不幸消息泄露，官府派兵搜捕，韩山童被俘牺牲。刘福通率领部众，苦战突围，于五月攻占颖州(今安徽阜阳)，正式点燃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烈火。各地农民纷起响应，很快就涌现出无数支起义队伍。其中，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因头裹红巾，被称为“红军”、“红巾军”，以刘福通为首的一支称为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淮一带;以徐寿辉、彭莹玉为首的一支称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汉一带。另有不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主要有起兵于庆元(今浙江宁波)的方国珍起义军和起兵于高邮(今属江苏)的张士诚起义军。这些起义军各自为战而又相互呼应，共同对元朝的腐朽统治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1352年，徐寿辉军攻克江南重镇杭州路。与此同时，徐州的起义军也占领了徐州及周围地区，切断了元朝赖以南北联系的交通主动脉。起义军的胜利使元廷极为震惊，遂派大将脱脱率大军南下，向起义军发动全面反扑。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起义军连连败退，徐寿辉部被迫退出长江中下游，刘福通部活动的区域也越来越小。各路义军的斗争转入低潮。然而，此时的元顺帝听信谗言，罢免了脱脱的军事指挥权，元军军心涣散。另一起义军将领张士诚趁势夺取淮东地区，进而渡过长江，占领浙江大部。其他各地起义军也借机，主动出击。徐寿辉部重新占领湖广、江西大部;郭子兴部攻占集庆等地，占领江东和浙东大部。经三年激战，元军主力遭受重创，其军事优势逐步丧失。1353年2月，刘福通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建都亳州，国号大宋，改元龙凤。一时之间，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此后，刘福通为扩大战果、分散元军对大宋政权的压力，遣军三路北伐。1358年，刘福通攻克汴梁，控制了中原及北方诸地，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根基。
帝国日落
刘福通起义的第二年，定远(今属安徽)土豪郭子兴在濠州(今安徽凤阳)起兵，组织红巾军，属北方红巾军系统。就在这一年，出身于汉族贫苦农民的穷和尚朱元璋投奔郭子兴队伍，当上一名普通的士卒。参加起义后，朱元璋因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被郭子兴收为亲兵，授予最低一级的军衔九夫长，不久又将养女马氏嫁与他为妻。后来，他回乡募兵700人，又陆续收编附近一些地主武装，严加训练，培养了一批心腹骨干和一支数万人的精兵，更受到郭子兴的器重，很快升任镇抚、总管。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克和州(今安徽和县)，又升为总兵官。不久，郭子兴病死，北方红巾军所建大宋政权的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副元帅，由朱元璋执掌该部实权。当年5月，朱元璋率部渡过长江、攻占采石，太平(今安徽当涂)。次年三月攻占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然后攻占镇江、宁国(今安徽宣城)、池州、徽州(今安徽歙县)、扬州等地，巩固了自己的阵地。郭、张均死于集庆之役，朱元璋便成为这支队伍的最高统帅。宋政权下令在应天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授他为行省平章。当刘福通率军三路出兵攻打蒙古之时，朱元璋借机在南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先后派兵攻占了镇江、广德、长兴、江阴等地，使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和巩固。1360年，徐寿辉被陈友谅杀死，陈友谅自立为帝，改元大义，国号为汉。不久，陈友谅即率军南下攻打应天，结果惨败。1364年，朱元璋采用火攻之法，陈友谅兵败身亡，其大汉政权随之灭亡。
此后，朱元璋又攻占襄阳等汉水流域，全面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带。为稳定江汉局势，朱元璋转兵东攻张士诚，此时，已投降元朝的张士诚将韩林儿和刘福通赶至滁州。朱元璋便以请求迁都为名，派军队将韩林儿迎往应天。行至瓜步镇(今江苏六合)，奉迎的军队将韩林儿沉入长江溺死，韩宋政权就此灭亡。至此，朱元璋已经初步显示出他的帝王野心，他把“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作为他的斗争口号。
此时元朝的最高统治者阶层却陷入荒淫无序的状态，毫无复兴的希望。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他在位期间，元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加剧，各地民变风起云涌。
面对社稷不保的局面，他却荒于政事，只顾饮酒作乐。就在朱元璋大举北上，准备灭元之时，元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了内乱。早在1359，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见政局动荡，顺帝听任朝臣倾轧，就打算联合当时丞相太平逼顺帝逊位，遭到太平严词拒绝，皇太子又中伤太平，逼其辞去相位。在皇太子的咄咄逼势下，顺帝被迫罢免太平，但由于大臣们的坚决反对，皇太子的阴谋未能得逞。此后不久，元朝内部的斗争更甚，各皇子之间以及顺帝与朝臣、皇子的战争不断。
击灭张士诚后，朱元璋制定了南征北伐的计划。他以部分兵力，向浙东、福建、两广和四川进军，消灭南方的割据势力，主要兵力则用于北伐，与元政权进行最后的决战。此时，元政权虽然依靠地主武装把北方红巾军镇压下去，但它的统治基础却在各支起义军特别是北方红巾军的沉重打击下趋于瓦解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10月，朱元璋派出徐达、常遇春渡淮北上，短短几个月，即下山东、取汴梁、克潼关，对大都(今北京)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元顺帝惊恐万分，慌忙带着后妃、太子北逃。
1368年正月，在徐达率北伐军平定山东的凯旋声中，朱元璋在应天就皇帝位，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一个新的王朝，就此诞生了。
2月，徐达回师河南，兵峰直指汴梁、洛阳，直到此时，元朝内部的混战仍在继续。闰七月二十八日，徐达率军攻陷通州。据《庚申外史》载，一部分大臣再三劝说顺帝死守京城，以待援军。他不同意，说夜间观测天象，大元气数已尽，当让位于朱元璋。当晚，元顺帝即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逃往漠北。8月，徐达率兵进入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被推翻。
逃往漠北的元顺帝屯兵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朱元璋曾遣使遗书，对其晓以利害，目的在于招降。顺帝作《答明主》一诗，令使者带给朱元璋。诗曰：
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
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
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
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
这首诗的文采如何暂且不论，但却写的不卑不亢，自认元朝气数已尽，又自诩大元的皇恩浩荡;既高兴江南已有明主治理，又婉转表达了自己禅让的诚意。这种态度恐怕在历代帝王之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只是不知叱咤风云、纵横一世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看到后世儿孙的如此场景，是该哀其不争，还是该对这种“广阔胸襟”，“谦谦君子之风”而感到一丝自豪呢?
逃到草原上的这位颇具豪气的元顺帝在明军接连不断的打击下，惶惶不可终日。1370年5月23日，他怀着悲愤和郁闷，在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去世。元顺帝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便在哈拉和林继位，他将残元政权又维持了八年，并厉兵秣马盼望着有朝一日重登中国皇位。1378年，爱猷识里达腊怀着满腔遗憾去世，其子脱古思帖木儿继位。1388年，蓝玉率领10万大军在合勒卡河和克鲁伦河之间、贝尔湖南岸大败脱古思的军队，残元诸王、平章以下官员三千多人及军士七万余人被俘，脱古思帖木儿逃走后被其部将缢杀。残元的主力基本被消灭。1402年，鬼力赤者杀掉坤帖木儿自立为可汗，除去“元”的国号，改称鞑靼，北元灭亡。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一千古至理名言，在元朝再次得到印证。天下统一以后，统治者应当调整统治阶层内部利益关系，肃清吏治，精诚团结，励精图治;应当与民休养，发展生产，省刑罚，恤民力，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然而，元廷官员虽然深知汉文化传统在治理国家中的重大作用，却不得其要领，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民族制度等许多方面都呈现其落后性和原始性。阻碍历史的发展，只能被历史所抛弃。这就是无情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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