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韩国渔民崔亨根在朝鲜半岛的新安郡道德岛附近进行捕鱼作业时，打捞出三十七件陶瓷器，其瓷器属完整的青花瓷。一年后，几名渔业潜水员成功地找到了发现瓷器的确切地点，并打捞出一百余件青瓷，从而引起了韩国政府及民间学者的关注。随后韩国政府成立了“新安海底遗物发掘调查团”，在发现瓷器的地方找到了一艘古代沉船。从1976年到1984年间，这个调查团先后进行了十次大规模的探查、发掘与打捞，共从这艘沉船上捞出了二万多件瓷器、一千多件紫檀木文物和八百万枚中国铜钱，这些铜钱重达二十八吨。这一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考古界。
新安海底打捞的文物
1984年，这艘沉船被韩国方面打捞出水，陈列于韩国光州木浦市的国立海洋遗物展览馆中。经复原发现，这艘船长三十四点八米，宽十一米，载重量二百吨，是一艘中小型的海船。那么，这艘古沉船有什么来历呢？它究竟是哪个国家的船只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1977年11月，在韩国首尔召开了由六个国家的四十多位专家参加的“新安海底文物国际学术大会”。会上，中、日、韩三国学者经过充分讨论达成共识，认为这是一艘中国元代的贸易商船，它于元至治三年（1323年）由浙江庆元港（今宁波港）出发，满载货物开往日本，中途遭遇风暴，在朝鲜半岛新安海域沉没。虽然后期有人一度认为它是日本商船，但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并不占主流。“新安沉船”的发现表明，在我国元代，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国展开的贸易是广泛而普遍的，一艘中小型的海船，竟然能装载如此多的货物，说明贸易规模的宏大。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中国大大小小的海船航行在通往世界各地的航线上，使开辟千年以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异常繁忙。随着对元代造船、航海、海外贸易、海上用兵等情况的不断认识，我们可以断定，我国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航海时代。
那么，元代缘何能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航海时代呢？
元代之所以能成为航海时代，是由若干条件决定的。
1.元代疆域辽阔，便于纵横万里
元朝是由蒙古民族建立的，在征服汉地之前，已经征服了中亚，势力已达欧洲。元朝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以往汉人朝代都不相同，有着明显的特殊性。波斯湾地区的伊利汗国（亦称伊儿汗国、伊尔汗国），是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之一，始建于1256年，是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建立的，而忽必烈与旭烈兀是亲兄弟。这种特殊关系绝非一般国家关系所能比。伊利汗国所辖地区十分广阔，包括阿富汗斯坦的卡尔提德王朝、克尔曼的后西辽、土耳其的罗姆苏丹国以及格鲁吉亚等，是中亚地区的一大强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元朝政府与中亚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陆路和海陆交通都十分畅通，尤其是海路交通，在长达万里的航线上，不仅官商船舶往来频繁，而且安全可靠，为中外使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空前方便的条件。元代出使海外的使节不仅有汉族人，还有其他各族的人，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朝政府成立了泉府司，该机构专管海运，在上海和福州设置两个万户府，至元二十三年将市舶司划归泉府司，这样就使出使海外的官商人员和船舶有了专门管理的机构，更加有利于对外交流。
描绘元代泉州港繁荣景象的图画，来自于15世纪《马可波罗游记》手抄本
2.元代的造船与航海较前代有了大发展
经过灭亡南宋的战争，元代统治者认识到了发展造船和航海事业的重要性，继承了南宋造船与航海的若干好东西。在造船方面，元代形成了惊人的造船能力。战船往往能体现当时最高的造船水准，笔者在此就以战船为例。元朝政府从南宋水师那里学到了造战船、习水兵的很多方法。至元七年（1270年）三月，南宋降将元汉军都元帅刘整与元蒙古都元帅阿术商议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1]于是二人上言：“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2]皇帝下诏许之，遂“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3]攻占襄樊后，更令增练水师五六万人，再造战船三千艘。这样，两次造船就达到了八千艘。统一中国后，元朝廷为了海上军事活动和大规模的海上漕运，令各地建造了大量船舶，其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马可·波罗曾见黄河上“有属于大汗之船舶，逾一万五千艘，盖于必要时运输军队赴印度海诸岛者也。缘此地距海仅有一日程，每舟平均足容水手二十人，可载马十五匹暨其骑者，与夫食粮军械甲胄”。[4]这些例子都说明，元代统治者对造船的重视，直接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
对于船舶的大小和质量，虽然在古代典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外国人的记录中了解一些情况。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又译伊本·白图塔或伊本·拔都他），元代曾乘坐中国海船来到中国，他对中国船舶的印象极为深刻。后来他写成了《伊本·白图泰游记》，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国船舶的大小以及建造技术。他说，中国的船舶分为三个级别：大的称作艟克，复数是朱努克；中的为艚；小的为舸舸姆。大船有十张帆，至少三张帆，帆系用藤篾编织，其状如席，常挂不落，顺风调帆，下锚时亦不落帆。每一大船配置人员一千人，主要包括操纵船舶的各类人员；水手六百人；作战的士兵四百人，包括弓箭射手、手持盾牌的护勇和发射火铳（火铳是一种管状火器）的士兵。随从每艘大船的有小船三艘，一艘为半大者，一艘为三分之一大者，一艘为四分之一大者。这种巨船只在中国的广州建造。白图泰还说，这种船船桨大如桅杆，一桨旁聚集十至十五人，站着划船。船上造有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官舱内的住室附有厕所，并有门锁，旅客可携带妇女、女婢，闭门居住。有时旅客在官舱内，不知同舟者为何许人，直至抵达某地相见时为止。水手们则携带眷属子女，并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船的总管就像一个大长官，登岸时射手黑奴手执刀枪前导，并有鼓号演奏。另外至寄居处所将枪刀摆列大门两旁，住多久就摆多久。
伊本·白图泰
从白图泰的描述看，中国建造的大船是用于远洋航行的巨型船舶，它兼有经商和作战两种功能。那么，这种船用现在的标准衡量有多大呢？从帆的数量判断，它有十张帆，古代大船有“九桅十二帆”之说，意思是要把十二张帆全部挂起来，至少需要九根桅杆，要把十张帆挂起来，至少要有七八根桅杆。据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按照古代造船技术的要求，“凡舟身将十丈者，立桅必两，树中桅之位，折中过前二位，头桅又前丈余”[5]。如果一艘船有八、九根桅杆，那么它的船长一定不少于四十丈，也就是在一百米以上。再结合配置有一千人，有三艘随从小船组成小型编队等情况，可以推断，白图泰描述的这种大船排水量应当在三四千吨，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巨大的船舶了。白图泰还介绍了中国船舶的建造方法及工艺。造船时，先用厚厚的木板做成两堵木墙，竖起来作为船头和船尾的堵板，然后用多根经过搀叠而成的巨大方形木料，将两堵木墙连接起来，其中一根方木作龙骨，同时，横向装上横梁，这样船的轮廓就形成了。轮廓形成后装上船底，再安装上两舷的船板，做成水密隔舱。无论是船底还是侧舷，都要用二重或三重木板加固。这样，造船的主要工作就完成了。在建造工艺方面，白图泰说，木料之间的连接，一是用卯榫连接；二是用巨型铁钉钉牢。铁钉的长度有“三腕尺”。“腕尺”是古代埃及、希腊、罗马一带使用的长度单位，最早是指从胳膊肘到中指末端之间的长度，由于每个人的胳膊长短不一，“腕尺”的尺寸也就很难固定，后来各国进行了统一，“腕尺”的长度也就相对固定下来了。以古代希腊的“腕尺”为准，一腕尺约一英尺半，三腕尺就是四英尺半，合一米三七。这是多么巨大的一根铁钉！另外，为了使船不漏水，还要用桐油、石灰、麻丝进行艌缝。
在航海技术方面，元代在继承宋代的基础上也有了发展，划分了东西洋以及更具体的海洋区划，使海洋地理概念更加清晰。航行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从现有文献看，“宋时中国船之西航，似皆以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为终点，少有西航入波斯湾者”。马拉巴尔海岸在印度次大陆的西南。元朝统一后，海上航线远远超过了这一区域。马可·波罗奉忽必烈之命护送阔阔真公主前往伊利汗国，其登陆地点在忽鲁模思（今霍尔木兹）。航海家杨枢也到过忽鲁模思。这说明元代已经具备了远航波斯湾的能力，通往波斯湾的航路也已成熟。
在天文航海技术中，元代的远航应用星辰导航技术更加娴熟，在海外诸国之上。在地文航海技术中，中国船舶普遍使用了指南针，而海外诸国则不然。当时亚欧航海者“航行印度洋者视南半球可见之南极星为准，盖其鲜见北极星，又不用罗盘，只恃所见南极星之高度以辨方位”。弗洛郎司（今佛罗伦萨）人初航时，“航行印度海中者不用罗盘，仅恃若干木制之四角规以辨方位，若有云雾而不能见星宿时，航行则甚难也”。“马可波罗时代航行之情形如此，故除中国船舶外，航行者尚未识磁石针之用途，而对于仪象器及罗盘亦知之未审”，足见元代中国人的地文航海技术在海外诸国之上。
除此之外，元代采用了人工路标定位方法，通过固定与浮动航标的设置帮助导航，使单纯地利用天然地物的被动状态，发展为制造人工路标的主动状态。同时还出现了比宋代更加翔实的文字叙述性的“航路指南”，这种“航路指南”在《大元海运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海道经》等典籍中都有体现。以明代人撰写的《海道经》为例，其中记载了元代人出长江口向北方海运粮食的两条海道的航路指南，有这样一段航路描写：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
刘家港开船，出扬子江，靠南岸径使，候潮长，沿西岸行使，好风半日到白茆港，在江待之，潮平带蓬橹摇，遇撑脚沙尖，转过崇明沙嘴，挑不了水，望正东行驶无碍。南有末人沙、婆婆沙、三脚沙，可须避之。扬子江内，北有双塔，开南有范家港沙滩，东南有张家沙滩，江口有陆家沙脚，可避。口外有暗沙一带，连至崇明洲沙，亦可避之。江北有瞭角嘴，瞭角嘴开洋，或正西、西南、西北风往，潮落往正东，或带北一字行使，戳水约半日可过长滩，便是白水洋。望东北行使，见官绿水，一日便见黑绿水。循黑绿水望正北行使，好风两日一夜到黑水洋。好风一日一夜，或两日夜，便见北洋绿水。好风一日一夜，依针正北望，便是显神山。好风半日，便见成山。自转瞭角嘴，未过长滩，依针正北行使，早靠桃花班水边，北有长滩沙、响沙、半洋沙、阴沙、冥沙，切可避之。如在黑水洋内正北带东一字行使，料量风帆日期，不见成山，见黑水多，必是低了。可见升罗屿海中岛，西边有不等矶，如笔架山样，即便复回，望北带西一字行使，好风一日一夜，便见成山。若过黑水洋，见北洋官绿水，色或陇，必见延真岛，望西北见个山尖，便是九峰山。向北一带连去，有赤山、牢山二处，皆有岛屿，可以抛泊。若牢山北望，有北茶山白蓬头石礁，一路横开百余里，激浪如雪，即便开使，或复回望东北行使，北有马鞍山，竹山岛南，可入抛泊。北是旱门，亦有漫滩也，可抛泊，但东南风大，不可抛系。北向便是成山，如在北洋官绿水内，好风一日一夜，正北望见山，便是显神山。若挑西一字多，必是高了，但见赤山、九峰山。西南洋有北茶山白蓬头，即便复回，望东北行使，好风半日，便见成山。一转过成山，望正西行使，前有鸡鸣屿，中有浮礁一片，可以避之。往西有夫人屿，不可在内使船，收到刘岛西小门，也可进庙前抛泊。刘岛开洋正西行使，好风一日到芝界岛，东北有门可入，西北离有一百余里有黑礁一片，三四亩大，避之，收到八角岛，东南有门可入。自芝界岛有好风，半日使过，抹直，曰有金嘴石，冲出洋内，潮落可见，避之。至新河海口，到沙门岛，东南有浅，可挨深行使。南门可入，东边有门，有暗礁二块，日间可行；西北有门，可入庙前抛泊……
这段叙述，仿佛就是“文字版海道图”，它明确了航道沿途岛屿的特征及其相互间的位置关系，以及港口位置、开航时间、航路长短、潮汐情况、航行建议等，以简洁的语言、明确的指向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海上地理图，为航海者提供了直观、清晰、实用的导航服务。与“文字版海道图”同时应用、相互弥补的还有“图画版航海图”。航海图最晚在宋代出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广州知州凌策向朝廷进献了《海外诸蕃地理图》；宣和五年（1123年），徐兢奉使高丽时也将“所经岛洲苫屿”绘制成图 ；南宋时赵汝适绘制了《阅诸蕃图》[6]等，都说明航海图在宋代的应用已经不是稀罕事，只可惜这些航海图皆因某种原因而未能流传后世。到了元代，航海图得到更为普遍的应用。《海道经》中就保存了元人底本的《海道指南图》，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海道图。
《海道指南图》
3.元代逐渐建立了实力强大的水师
元代水师的强盛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从内陆北方南下的蒙古族来说，起初对水师是陌生的。但自从灭金以后，与南宋军的作战发生了，元朝政府不得不适应战争需要建立水师。清代史学家屠寄认为，“蒙兀之有水军自成始”。这里的“成”是指蒙古军将领解成。解成是蒙古军水师将领解汝楫的父亲，他善水战，斡歌歹（即窝阔台）汗时从嗣国王塔思伐宋，巢湖之战，他缴获宋军战船三百艘，粮食三百石，略地安丰寿复泗亳，以功佩金符，授水军万户。[7]从此元军水师开始建立。
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记载了楚国舟师的产生
元代水师建立后，在战争中逐渐强大起来。从1238年开始，元军先后与南宋军进行了巢湖水战、瞿塘水战、夔门水战、淮水水战、马湖江水战、黑石峡水战、襄樊水战、焦山水战、崖山海战等多次水上战斗，这些战斗，元军胜多负少，缴获的南宋军战船和俘虏的水师官兵越来越多，仅崖山一战就缴获南宋军战船近千艘，使它的水师力量不断壮大。可以说，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水师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统一中国并不是蒙古人的终极目标，孛儿只斤·铁木真成为大蒙古国可汗时就有“成吉思汗”的尊号，这一尊号有“拥有海洋四方”之意，可见在蒙古人的思想中并不缺少海洋意识。忽必烈即位后更加野心勃勃，他在统一中国后先后多次对海外用兵，把建设强大水师放在了突出的地位。为适应海外战争的需要，忽必烈在福建建立了沿海水军万户府，招募水兵，练习海战。为了保证水师管理以及大规模的海上行动，元朝政府还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水师编制体制，规定大船队由规模较小的分䑸组成，每三十艘船为一纲，即一分舰队。至元十一年（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 忽必烈两次发兵进攻日本。至元十九年，从海上进攻安南（今越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又远涉重洋南征爪哇。这五次海上用兵所出动的水师兵力，少则五千人，多则十四万人；战船少则五百艘，多则三千四百艘。虽然这些海上战争都因其非正义性而遭失败，但远洋作战能力的强大，无疑为成就航海时代提供了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