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Yuan Dynasty,1271年—1368年,又一说1206年~1368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传五世十一帝,享国祚九十八年。蒙古语国号全称“大元大蒙古国”。中国的二十四史以及历代帝王庙中,都是将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直到1368年元顺帝逃离大都均归入元朝的范畴。蒙古帝国、元朝与北元等三个时期均有连续承继的关系。
元朝历史通常可以分为两个到三个阶段:①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统一蒙古,立国位于漠北的蒙古草原,定国号为“大蒙古国”;到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都汉地,将国号改为大元之际,共六十五年,称为大蒙古国时期,又称蒙古帝国;②元世祖忽必烈定都汉地,1271年将国号改为大元后,直到1368年元惠宗出亡为止,共九十七年,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元朝历史;③元惠宗出亡后依旧以大元为国号,至1402年鬼力赤杀顺天帝坤帖木儿去国号为止(一说1388年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被也速迭尔杀害后去国号),称为北元时期。去国号后称蒙古,明廷称鞑靼。
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后开始对外扩张,先后攻灭西辽、西夏(1227年8月)、花剌子模、东夏、金(1234年3月)等国,取得了中国华北地区和黄土高原地区。同一时间,大蒙古国在西方不断扩张,先后发动三次西征,形成了称霸欧亚大陆的国家,被欧洲称为蒙古帝国(Mongol Empire)。蒙哥汗去世后,引发了阿里不哥(拖雷第七子)与忽必烈(拖雷第四子)的汗位之争。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宣布即蒙古大汗位,是为薛禅汗,汉文称为元世祖。建元“中统”,意即“中原正统”。最后忽必烈于1264年获胜,而蒙古帝国也宣告分裂,促使蒙古四大汗国先后自立。忽必烈对于“蒙古大汗”称号的继承也没有得到蒙古诸部的一致承认。
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之意改国号为“大元”。1271年12月18日,公布《建国号诏》,建立汉语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燕京,称大都。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大”字加于正式国号之中的大一统王朝,除此前仅统治了华北地区的辽朝和金朝等外,之前各朝的“大”字均为尊称。宣布新王朝为继承历代中原王朝的中华正统王朝,史称元朝,忽必烈即元朝的开国皇帝,庙号元世祖。1279年(至元十六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南宋,史称“崖山后无中国”,一统中国并结束了南宋与金国南北政权对峙之局面,结束自窝阔台攻宋以来40多年的蒙宋战争。
元朝建立后,承袭了蒙古帝国在中国北方、蒙古高原以及西伯利亚的主要领土,蒙古帝国西征而来的土地却不在元朝统治范围之内。元朝领土经过多次扩展后,于1310年元武宗时期达到全盛,西到吐鲁番,西南包括西藏、云南及缅甸北部,北至都播南部与北海、鄂毕河东部,东到日本海,被誉称“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元朝至元成宗时,经过一系列战争和协商,获得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与伊儿汗国等四大汗国承认为宗主国,并且元朝皇帝为名义上的“蒙古大汗”继任者;其藩属国涵盖高丽与东南亚各国。
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北至北海、东到日本海,西藏和台湾第一次被纳入中国版图。元世祖到元武宗期间元朝国力鼎盛时期,军事上平定西北。之后元朝持续对外扩张,但在出海征伐日本和东南亚诸国时屡遭失利,如元日战争、元越战争、元缅战争、元爪战争等。元中期政变频繁,政治始终未上正轨。元惠宗晚期政治腐败,权臣干政,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剧,为了治理泛滥的黄河又加重徭役,最后导致1351年爆发红巾军起起义。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随后派大将徐达北伐驱逐元廷攻占大都,元朝结束。此后元廷退居漠北,史称北元。北元后主天元十年(1388年)去大元国号(一说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亡。
元朝在政治上废除尚书省和门下省,保留中书省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开中国行省制度之先河。元代也推行了不少弊政,如诸色户计 、投下制、驱口制、匠籍制、籍没制、人殉、宵禁、海禁等,中断了唐宋变革的进程,严重的历史倒退,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国的历史。
有说法指出由于蒙古人与汉人人数的比例极不平均,元廷为了保护蒙古人地位,主张蒙古至上主义,推行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人民)、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汉人)等四个阶级的制度,但四等级制度并不见于官方文告及档案。有学者认为,元廷给蒙古人与色目人极大的权利,并让汉人与南人负担较大的赋税与劳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十分沉重。然而学术界迄今并没有发现元代有把臣民明确划分为四等的专门法令,但这种划分却反映在一些政策和规定中,例如汉人打死蒙古人需要偿命,而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原文为怯薛歹蒙古人,怯薛歹为元代一特权阶级)。汉人如当兵则不许充宿卫,如当官也往往只能做副贰(虽然实际上存在很多例外情况),这些法律规范对于汉人均不平等。然而仍任用不少汉人为官、例如史天泽、贺惟一等等。
近代有研究指出,元代有相当多的汉族人在各级官府担任高级职务,其中不少是正职。在《元史》、《新元史》、和《蒙兀儿史记》所作传的864名三品以上的官员中,汉人占了409位,即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此外,汉人在元朝官府里做正职的,除了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行中书省担任高官的汉族大僚外,在六部中任职尚书的,亦俯拾皆是。综合来看,汉族人在元朝各级政府不仅任职显要者甚众,而且担任正职者也为数不少。认为“元朝各级官府 的高级官吏,必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最多只能做到副职”的说法并非准确。
元朝在经济方面仍以农业为主,整体生产力向前发展,尤其是边陲地区的经济发展最为显著,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仍然取得一定进步,虽然元朝整体生产力比宋朝低。蒙古人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蒙古军在攻打华北时,惨酷的屠杀和劫掠带来很大的破坏。攻灭金朝后,在耶律楚材劝谏下,窝阔台汗同意复苏农业,鼓励汉人垦殖以期长治久安。元世祖即位之后,实行些鼓励生产、安抚流民的措施。到元朝时,由于经济作物棉花不断推广种植,与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都比较兴盛。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但是,由于元帝集中控制大量的手工业工匠,经营日用工艺品的生产,官营手工业特别发达,对民间手工业则有限制。元朝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较繁荣。
元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征服王朝为了提升本身文化而积极吸收中华文化,元朝皇室对于宗教兴趣浓厚,极力推崇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乃至景教,对中华文化则采取与西亚文化并重的模式进行发展。在政治上,政府大量使用来自西亚的色目人,降低契丹人、汉人儒者的地位,压制南人。虽然元朝前期没有举办科举,但对儒家文化有着应有的尊重,并且将儒家推广至边远地区,元朝创建了24400所各级官学,使全国平均每2600人即拥有一所学校的政绩,创造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历史记录。由于士大夫文化式微,意味宋朝显贵的传统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这使得在士大夫文化底下,属于中下层的的庶民文化反而有机会迅速的抬头并普及。这个现象在政治方面是重用胥吏。在艺术与文学方面则是发展以庶民为对象的戏剧与艺能,其中以元曲最为兴盛。
帝国快速覆灭
元朝建立后,继续向外扩张,但是扩张的目的只是掠夺财富和满足征服欲望。加上元朝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贪腐成风,淫乐成灾,盲目迷信僧侣,这直接导致了原本庞大的元朝帝国大厦的轰然倒塌。
元朝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1303年,元成宗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竟然就有将近两万个贪官被撤职。
然而,惩治贪官的做法却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蒙古帝国的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官员靠贪污、勒索维持高消费和超级豪华享受。
元朝的赋税非常繁重。元朝最初是采取包商制,很像现在的承包制。元王朝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中央政府的赋税,以140万两银币包给中原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220万两时,窝阔台终于同意包给了他。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与腐败的南宋政府相比,元朝的赋税几乎增加一百倍,早已不堪重负的中国人,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加上元朝中期频繁更换皇帝,仅在1307年(大德十一年)至1333年(元统元年)就更换36个皇帝。由于这些皇帝在位都很短,诏令全由权臣摆弄下诏或颁布。皇帝成为傀儡,不能决策大事。宫廷纷争连续不断,尔虞我诈时时出现。再加上经济落后,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原地区农民尤其悲惨,饥寒交迫,其严重程度已达到再也不能忍受的地步,被迫举行起义。
在泰定二年(1325年)就发生了河南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起义。蒙古统治阶级内部却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征战,因此加速了元朝的衰落。至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正十年(1350年),元政府下令变更钞法,铸造“至正通宝”钱,并大量发行新“中统元宝交钞”,但导致物价迅速上涨。
次年,元惠宗派贾鲁治黄河,欲归故道,动用民夫十五万,士兵二万。而官吏乘机敲诈勒索,造成不满。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在5月率教众发动起事,但事泄,韩山童被捕杀,于是刘福通带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杀出重围,指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打出“复宋”旗号,以红巾为标志,其后郭子兴等人也纷纷加入。彭和尚亦在湖北扶助徐寿辉起义。至此揭开了大元灭亡的序幕。蒙古政府则派兵镇压各地红巾军,由丞相脱脱亲自督战攻徐州起义军芝麻李部,一度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至正十四年(1354年),脱脱率军围攻高邮起义军张士诚部,被朝中弹劾,功亏一篑。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继承了病逝的郭子兴的地位,并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攻占了江南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在北方察罕帖木儿(李察罕)和李思齐等元军将领则开始对北方红巾军展开反攻。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北方红巾军在安丰之役中败给新兴并降蒙的张士诚,刘福通战死,韩林儿南下投奔朱元璋,随后被杀。
元军推动战略反攻的又一个时机是,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春,大宋朝林儿,间(离间)福通的失败和起义军互相攻击,如至正二十三春,张士诚杀刘福通,大宋红巾军亡;秋季,朱元璋杀陈友谅,天完及汉国一系列的红巾军败亡。恰在此时,元军未能组织对朱元璋部反击,元朝反而出现军阀混战、宗王之争。结果,元朝给了朱元璋北上灭亡的好机会和有利条件。
朱元璋在击败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其它南方起义军和南方大元势力后,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开始北伐,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的协助下,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攻克通州,元惠宗于七月二十八日,仓惶北逃,徐达率军攻陷元朝的首都元大都(北京),元作为一个全国性质的统治结束。元惠宗北遁,朱元璋认为他顺天明命,给他上谥号为“顺帝”。